周大成：大多数人在少年时代都褒有一颗难得的“诗心”，对美好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向往，进而充满激情地扣问和触摸艺术之门。当然，随着岁月变迁、生活磨砺与人生定位，这颗“诗心”或许会被现实风干，不再成为藏于隐秘之处需要倾情呵护的夙愿。这不奇怪，前人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能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活出自己的风采，都是成功。相反，如果我们的社会个个耽于精神境地，不事田头稼穑、不在车间生产、不作科技研究、不持枪戟护卫……那倒是可怕的——我们艺术家哪有生存基础？再说，许多艺术家或者艺术爱好者本身就得先谋稻粱，舞文弄墨不过“余事”而已。

当然，我从一个艺术的爱好者进而以书画篆刻安身立命，特别是被别人谬称为篆刻家，离不开偶然因素，更多的是自觉的选择；有收获的快乐，也有探索的艰辛；免不了名利的羁绊，终归是内心的召唤。如果追溯从艺的源头，我庆幸的是我的祖父与父亲都是读书人，让我在童年“抓周”时，一下子就“抓”到了的丰富的藏书。在祖（父）辈的熏陶下，我懵懵懂懂却又是津津有味地读书，特别是文艺方面的浅显读物，不断激活着自己的形象思维。后来迷上了写字画画和刻章，家人也没认为我不务正业，爷爷因为与淮上篆刻名家程博公先生是好友，特地送我去拜师学艺。有幸在程老亲灸下，得窥堂奥，夯实基础。后来，我又广涉博取，转益多师，逐渐增广了见识，立定了心志。

艺术创造是在寂寞中产生的，别人嬉戏游乐之际，搞篆刻的人往往长伴青灯，敲凿冷石，不知东方之既白。每一个篆刻家都有过被刻刀伤及手部的“痛苦”，更多的同道们也从这门纯粹的艺术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正因这份发自内心的快乐，我曾经刻了两方章，一方是“九牛二虎之力”，一方是“一生悬命”，前者指我愿为篆刻倾尽心力，后者是日本的一句谚语，意思是一辈子把命运攒在手里，我用来表示终生攻艺的志向。让我欣慰的是，这两方章都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中获得提名奖。

淮周刊：鲁迅说过，再伟大的天才，他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是一首好诗。我想，您肯定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摘到“桃子”的。请谈谈你在传统上下过哪些功夫？又得到哪些名师点拨。

周大成：诚然，我能学有粗成，离不开古今大师们的扶携、援手。哲人虽萎，遗泽永存。我能遥接古人，心向往之，就是抚碑帖、赏印谱、临古印、读印语……最早，我对集小篆之众的徐铉的《说文解字》一一辨识摹写，由小篆上探篆籀、镜铭、殷墟文字，广泛涉猎，不一而足。未及弱冠，我就曾临过吴昌硕手写石鼓文不知凡几。识篆之余，我不分轸域，探源溯流，对秦汉古玺、封泥、瓦当、缪印都用心摹刻，进而对渐派、皖派等流派印也心追手摹，真是“如行山阴道上，目不睱接”。特别是吴昌硕一路的豪放印风，更与我心性相契，我着力更笃。

我力求做到“不薄今人爱古人”。在程老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又南下北上，向书画印各擅胜场的当代大家韩天衡、王镛等人虚心求教，这些德艺双馨的艺术巨擎让我从做人与攻艺两方面得到沾溉和教益，每一思及，肃然起敬！

在上海天衡师的“百乐斋”，先生对我悉心指授，从艺理、技法、为人诸方面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近二十年前，我所镌“翰墨千秋”一印十分稚拙，先生却不以为忤，厚爱有加，亲作数百言评介鼓励，并收入他的大著《天衡印谈》。近年多次嘱我参加师门雅集，让我获益良多。王镛师向以特立独行为印坛所重，而先生冷峻外表之下，深具古道热肠，对我同样视如已出，屡作度人金针。王镛师卑视俗务，却欣然为我印作题签，我虽不重收藏，岂敢不视若拱璧？当然，在我从艺术生涯中得到很多名家指点，其霭然长者之风，令我温暖如春。